为何会出现“股东借债”现象？
2020年底，中国足协发布通知，“俱乐部名称去公司化”改革启动。 改变一个俱乐部的名称很容易，但很难改变的是“企业联赛”的本质。
多位足球行业人士表示，除了广告效应外，不少企业投资俱乐部是为了获得当地政府的“回报”（如商业和土地政策支持、税收减免等）。 一旦母公司未能获得预期回报或业绩不佳，连年亏损的俱乐部将成为受害者。
过度依赖母公司注资，导致职业联赛出现“股东债”现象——即母公司每年以贷款的形式向俱乐部注入资金，与俱乐部形成债务关系。 据了解，各级联赛不少俱乐部都是采用这种模式运作。 一旦母公司无法继续注资，俱乐部将背负数十亿债务，引入新股东也变得困难。 业内人士表示，这是一种极其不健康的运营模式。
股东债务的形成有其特殊原因。 据多位俱乐部成员介绍，俱乐部是一家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俱乐部的大部分资金来源来自于母公司的税后利润。 俱乐部在使用资金时（如工资支付等）也需要纳税。 事实上，它形成了双重征税，并以债务的形式注入资本。 可以减税。
中国足协权威人士认为，股东债务已成为未来推进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的一大障碍。 “股东债务实际上就是俱乐部的经营亏损，不可能让新股东进来承担，这涉及到资产如何评估的问题，如果一刀切的话，公司肯定会做出反应，但如果没有这次削减，改革就很难推进。”
原河南建业俱乐部是为数不多的不采用股东债务模式的俱乐部之一。 俱乐部主席戴季灵表示，由于俱乐部遗留债务问题较少，且中建集团愿意零价格转让股权并承诺承担历史债务，俱乐部得以成功引入郑州、洛阳国资注资。企业今年年初率先实现股权多元化。 ，确保俱乐部稳定健康发展。
欠薪问题为何如此难以解决？
拖欠工资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足球发展的老大难问题，也是中国足球“不职业化”的具体体现。
为了打击拖欠工资，中国足协出台了严格的《工资奖金确认表》制度。 如果俱乐部未能按期提交所有球员、教练员、工作人员签署的《工资奖金确认表》，俱乐部将被取消联赛资格，但执行效果仍会降低。 有的俱乐部先说服球员签字确认“已收到全额工资”，待入场完毕后再解决球员拖欠工资的问题。
为什么有些球员在欠薪的情况下选择“领薪”并签字？ 根本原因在于玩家寻求赔偿的法律救济途径并不顺畅。 一旦俱乐部因无法完成接入而解散，球员们将遭受更大的损失。
《体育法》规定：“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争议中国足球联赛的上座率，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
代理过多起拖欠工资案件的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正航表示，实践中，如果俱乐部解散，不具备法律执行效力的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无法做出有效处罚。 球员只能通过劳动仲裁或法院起诉工资，但大多数情况下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不会以“体育法规定由体育仲裁机构调解”为由审理此案。 在这种情况下，球员拖欠工资案件往往陷入“三不管”的境地。
刘正航建议，借鉴国际体育仲裁院的运行机制，尽快建立具有法律执行效力的中国体育仲裁院。
伟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周明泽建议，可以借鉴最高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或司法解释，为劳动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处理拖欠工资、球员、教练员等培训案件提供相应指导。依法。 但球员、教练员的注册、转会等身份问题属于体育行业的自主权，司法机关不宜介入。
如何实现财务平衡？
俱乐部过度依赖母公司输血、债务水平居高不下，反映出职业联赛收支严重失衡。 据统计，2018赛季，中超俱乐部平均支出超过11亿元，但平均收入不足7亿元，年均亏损超过4亿元。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曾表示，实现财务平衡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 “只有实现财务平衡或者未来有盈利，才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
2020年底，中国足协出台了新的限薪、限投政策。 中超俱乐部年支出不能超过6亿元，国内球员税前年薪不能超过500万元。 压缩开支是中国足协促进俱乐部财务平衡的第一步。 不少俱乐部投资者对此表示欢迎，认为限薪令和限投令有效抑制了泡沫，缓解了投资者面临的资金压力。
专家建议，除了薪资和投资限制外，还应该出台可持续的政策来帮助俱乐部减少开支，而这与地方政府对足球的支持密不可分。 东部省份体育局局长表示，不少地方政府认为投资俱乐部是市场行为，不了解政府对足球的投资和参与。
今年年初，曾有一场关于职业足球“公益属性”的争论。 不少足球界人士认为，职业足球、职业联赛有商业属性，但同时也是公共产品，具有公益属性。 职业俱乐部是城市的名片，所以职业足球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市场行为。 “如果只是一家普通公司破产，职业俱乐部解散为何会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
即使在高度市场化的欧洲足球联赛中，盈利的俱乐部也寥寥无几，政府向俱乐部提供资源支持的情况也很常见。 西班牙、意大利等国都制定了足球税收优惠政策。 据统计，欧足联54个成员国或地区的673家顶级联赛俱乐部中，57%的青训基地产权来自政府，可供俱乐部免费或优先使用。 2018年世界杯冠军法国和克罗地亚顶级联赛俱乐部的青训经费来源分别来自10%至33%的政府投资。
在中国的职业联赛中，大多数俱乐部都没有自己的训练基地。 “我们没有基地，青训队甚至一线队都在四处流浪，即使俱乐部有钱，也很难自己拿地建基地，这需要政府的支持。” 一位中超老牌俱乐部的董事长说道。
据介绍，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以下渠道为俱乐部提供支持，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制定有针对性的减税政策和绩效奖励政策； 免费或者优惠提供场地、训练基地； 安保费用由政府购买服务解决，减轻俱乐部负担； 提供青训资源支持，解决球员招生和学籍问题； 出台有针对性的工会经费提取政策等
如何提高造血能力？
俱乐部高级经理郑明博士表示，职业俱乐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三费两票”，即（电视和新媒体）版权费、广告费、转会费、门票和彩票。 俱乐部商业开发能力的提升需要时间。 转会费受薪资限制影响，疫情期间门票收入基本为零。 短时间内能够实现突破的就是版权费和彩票。
在版权费用方面，欧洲职业俱乐部的版权收入占俱乐部总收入的50%左右，而中超俱乐部2019年疫情前的版权收入不足收入的10%。 由于版权买家资金困难，中超联赛2021赛季的版权收入在3亿元左右，为近年来的最低点。 如何提高联赛的享受度，增加版权收入，是中国职业俱乐部联合会（职业联赛）成立后的一大课题。
此外，《足球改革方案》提出“积极研究推动发行针对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足球彩票”，也引起了足球行业各方的关注。
上海申花俱乐部董事长吴小晖表示：“为什么欧洲足球联赛版权能卖这么好的价格，为什么球场上有这么多观众？我一直认为这与足球彩票密不可分，这增加了足球彩票的吸引力。”联赛的版权价值、场馆广告收入、门票收入等，是一个连锁反应。” 他表示，如果能够将足球彩票收入的几个百分点分配给足球产业，俱乐部不仅可以实现盈亏平衡，甚至可以实现盈利中国足球联赛的上座率，这将减少俱乐部因财务困难而解散或退出的概率。
彩票在日本J联赛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001年，日本推出了专门投注国内联赛的足球彩票“TOTO”。 彩票销售额的约11%返还给体育团体，为俱乐部的发展奠定了财务基础。 彩票的发行也使2001年J联赛的上座率提高了51%，极大地推动了日本足球联赛的职业化进程。 2013年，日本推出具有乐透属性的足球彩票“BIG”，成为日本最畅销的大众彩票。
中国足球界权威人士表示，应保证一定数额的公益资金回馈职业联赛，以更好地调动各方积极性。 几位足球界人物也有同样的感受。
中国足球深受“假赌”毒害。 足球彩票的发行对于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具有重要意义。 有关部门要做好风险研究，确保彩票发行健康可控，同时有利于足球产业发展。 。
此外，母公司优质资产的注入也是不少受访者提到的改善俱乐部经营状况的有效手段。 中甲联赛成都容城俱乐部的母公司是成都国企兴城集团。 据俱乐部常务副总经理姚霞介绍，在集团的协调下，俱乐部投资了兴城集团的砂石开采、二手车拆解检测等资产，优质的资产和项目将获得年度股息作为俱乐部收入。 此外，兴城集团还积极推动成都俱乐部参与足球公园、体育康养中心建设等体育产业发展项目，为俱乐部提高造血能力提供帮助。
“这个方案是俱乐部成立时就设计的，俱乐部每年不能完全依赖母公司的注资，优质资产的收入可以保证俱乐部的基本运营开支中国足球联赛的上座率，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足协执委、成都市足协主席顾建明表示。
俱乐部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财务平衡？ 职业联赛筹备组内部人士预计，随着职业联赛成立后各项成本控制政策的成效以及市场开拓能力的提升，各俱乐部将在2027年左右实现财务平衡。如果足球彩票顺利发行，一定比例的公益资金保证返还给俱乐部，这一目标预计在2024年实现。
职业联赛还缺什么？
职业联赛的成立被认为是推动联赛市场化的关键一步。 《足球改革方案》中明确设立的职业联赛尚未建立，受到舆论质疑。 建业集团董事长胡宝森表示，这一变化影响了很多投资者的信心。
“职业联赛目前还是筹备组的形式，听命于足协，没有存在感，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带出市场的资源和价值。职业联赛应该能够真正把联赛办好，这样中国足协才能把精力集中到国家队、青训和社会足球上去。” 一位职业俱乐部投资人说道。
“如果只管理联赛的竞技方面，就不需要职业联赛，只需要中国足协的一个执行局。联赛的成立标志着国家赋予其市场化地位，也是给所有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一个定心丸。”
市场化的职业联赛能否顺利运行，还有待实践检验。 当地体育局和地方足协相关负责人表示，职业联赛、地方政府、地方足协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明确。 一位中甲联赛俱乐部的董事长认为，未来的职业联赛作为一个法人团体，在协调政府资源方面会比较薄弱，并且在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时可能会出现问题，特别是在相对不被关注的低级别联赛中。 这就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系统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