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30日6时20分，与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总理合称为“三钱”的钱穆先生的侄子钱伟长在上海逝世，享年98、今天是这位著名爱国科学家、上海大学“终身校长”逝世九周年。
钱伟长先生曾说过：“我没有专业，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我从不考虑自己的得失。祖国和人民的忧就是我的忧，祖国和人民的欢乐就是我的”。人民是我的快乐。”
江南钱氏
钱老家族是江南钱氏，吴越王钱镠后裔，堪称近代名门望族。 钱氏后裔广泛分布于江浙一带。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家庭，杰出人物众多：钱学森是杭州钱氏家族的人，诺贝尔奖获得者钱永健是他的表弟； 钱三强出身于湖州钱氏家族，他的父亲是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钱玄同； 钱伟长是无锡钱氏家族的人。 他与钱钟书同宗，都称国学大师钱穆为叔父。 钱氏家族拥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两位外交官、三位科学家、四位国学硕士、五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届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这是一个书香世家，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修养的无锡名门望族。 钱先生的祖父钱承培是清末学者，父亲钱治是无锡教育界公认的教育家，叔父钱穆被学界尊称为“国学大师”。
展厅里的一幅油画描绘了钱先生的童年。 父亲和叔叔们各自演奏自己的乐器，弹奏弦乐，组成了一场家庭音乐会，这是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滋养，滋润着钱先生的童年和他的一生。
年纪大了一些，我开始读书读书，从镇上的小学到清华大学，漂洋过海来到北美，走过了漫长的求学之路。 钱老友年轻时家道中落，曾靠钱氏宗亲建立的淮海义庄的经济支持。 幸好四叔钱穆支持他，让他继续读书。 进入中学后，在著名国学老师唐文治、文学老师钱穆、数学老师严小凡、中国历史老师陆树祥、西洋历史老师杨仁根、地理老师陆侃玉、音乐老师杨引柳等人的深厚造诣下，他们细致的思考和分析的治学精神影响了钱老的一生。
抛弃文学，追随理论
钱先生一生中最传奇的故事，就是他舍弃文学、追求科学的热情选择。 钱先生晚年接受采访时谈及此事时，仍津津有味。 尽管未来世事沧桑，会有许多磨难和困难，但治学的热忱、青春的真诚、“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依然散发着最珍贵的光芒。和最浓郁的气息。 没关系。 慢慢地走过生命和时间，就像一坛酒不断发酵、酿造，在后来的一个不经意的时刻，不小心碰触到了自己。
1931年，钱伟昌参加清华大学入学考试，以语文、历史各100分，物理5分，化学、数学合计20分的奇怪成绩单进入清华大学。 中文方面，一篇450字的《梦游清华园》获得了满分。 一个十八岁的少年能获此殊荣，难免傲慢轻狂，并因此受到了四叔钱穆的批评。 钱老晚年说起这句话时，回忆起来，不断流露出一种激动和喜悦。 他的眼睛闪烁着生命的光芒。 他仿佛又回到了那段珍贵而可爱的青春岁月，那里理想与梦想的花朵盛开。 ，有书香气概，有蓬勃向上的精神，有“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只管风雨”的执着。
1931年的“九十八”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钱伟长的命运。 生活中或许总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会改变既定的未来，又或许一切都是注定的。 当时国民政府以“敌有飞机大炮，我不能胜”为由，命令张学良不得抵抗。 这是耻辱，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近百年所遭受的耻辱。
这样的耻辱和强烈的爱国热情，彻底激怒了这个体内流淌着炎黄血脉、熊熊燃烧的热血青年。 “我们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自己造。我想学造飞机和大炮。” 入学不久，他就做出了坚定的决定：抛弃文学，追随理论。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而是一个坚决的决定。 这是来自内心理想抱负和时代责任感的强烈召唤。 它只顾风雨，不顾其他的往前走。 这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决心。 人生很多时候，都需要这样的决心。
做出决定后，他来到了物理系主任吴有训的办公室。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周。 这个坚定而热血的年轻人最终感动了系主任吴友训，同意了为期一年的试读。 试训结束后，考试成绩必须达到要求才可以转学。 领带。
今年试用期间，晚年的钱先生说，当时他学习很努力，每天早起去科学馆背书。 更有趣的是，当他到达科学馆时，有一个人已经把这本书背下来了。 这个人就是华罗庚。 可想而知，两个同样努力的青年学子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是如何互相鼓励、互相督促，一起畅饮知识的海洋。 正是这种勤奋，为他们各自辉煌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年的勤奋学习中，钱伟长从一个物理门外汉成为了物理系的带头人。 毕业的时候，钱伟昌的成绩已经是班里第一了。
攀登科学高峰
本科毕业后，钱伟昌留在清华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习。 1937年，清华大学等学校迁往昆明。 钱伟昌中断学业，到天津耀华学校任教。 1939年赴昆明，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西南联大，钱伟昌继续从事物理研究。 除了对稀土光谱分析的研究外，他还对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敏锐地发现了英国物理学家霍夫·洛夫（1863-1940）的《弹性力学数学理论》和当时国际力学界板壳理论研究的缺陷，并决心潜心研究板壳本征理论. 1939年8月，经叶其荪、吴有训、饶玉泰等教授推荐，钱伟昌、林家桥、郭永怀等人获得第七届中英耿助学金基金出国留学资格。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欧洲科学家逃往北美避难。 在多伦多大学，钱伟昌师从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应用数学系主任JL Synge教授，专攻弹性力学。 1941年，辛吉教授与钱伟昌教授合着的《弹性板壳本征理论》被收录在庆祝物理学大师冯·卡门教授六十岁华诞的《应用物理学》杂志特刊上。 二十多位作者是当时力学界最权威的科学家，其中包括爱因斯坦（）、冯·米塞斯（von Mises）、库朗（）、爱泼斯坦（）、杜兰德（）、铁木辛科（）、赖斯纳（Lai Sna） () 等人。
这是当时年轻的钱伟长人生中的一个高光时刻。 作为第一篇关于弹性板壳本征理论的国际学术论文，这位来自中国的青年学者的论文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和好评。 这也刷新了西方科学界对当时中国人的认识，奠定了钱伟长在国际现代力学界的前沿地位。 年轻的钱伟长因这篇论文而在美国出名。 1942年10月，钱伟昌在多伦多大学完成了薄板薄壳统一理论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经导师Zingi教授推荐，他前往加州理工学院，在冯·卡门主持的喷气推进实验室担任研究工程师。
年轻的钱伟昌一步一步逐渐攀上了科学的顶峰。 但几年后，钱伟长选择回到满目疮痍、需要重建的祖国。
真诚爱国
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钱伟长一生坚定不移的精神追求。 青年时期的钱伟长以爱国救国为己任。 1935年至1936年，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成员，积极参加“12月29日”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夏，他还组织清华大学学生南下宣传抗日自行车队，从北平骑车到南京请愿。
完成学业回国后，钱伟昌回到清华大学任教。 由于当时国共内战的特殊时期，物价飞涨。 钱伟昌的月薪14万元法币只够买两个保温瓶。 加上新女儿的加入，他入不敷出，十分拮据。 当时，钱学森回国结婚。 他来北京看望钱伟长，并表示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所渴望钱伟长重返工作岗位。 在了解了钱伟长一家人的生活困难后，钱学森也劝说他去美国工作。 当时家庭状况十分困难，我不禁心碎不已。
在向美国驻华大使馆申请签证时，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中美开战，你会效忠美国吗？ 钱伟长斩钉截铁地写了一个大大的“NO”。 或许这阻碍了他个人的命运和前途钱伟长 足球，但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钱伟长却毫不含糊。 这是远远大于个人得失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决心。 晚年的钱老说起此事时，眼中依然流露出不可侵犯的坚毅。
钱先生一生始终践行着爱国主义精神。 他一生做了很多事情。 有人戏称他为“万能科学家”，但这一切都是为了祖国的发展。 他曾说过：“有人问我专业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我是搞机械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别太把我的专业当回事，国家的需要”需求是最重要的。” 他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和人格魅力为祖国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他的爱国精神和赤诚之心令人敬佩。
体育
在清华大学期间，钱伟长除了勤奋学习外，体育锻炼也非常积极。 刚进入清华大学时，钱伟昌还是个身高只有1.49米的小个子，但他做了大量的体育锻炼，每天早上跑步，无论寒冷的冬天还是炎热的酷暑。 一次偶然的机会，钱伟长拼命向前奔跑的样子被一个人注意到。 他就是清华体育的创始人、中国近代杰出的体育家、教育家马约翰。
第二天，钱伟长接到通知去清华大学越野跑队报到。 从此，钱伟昌在繁忙的学业之余，还接受了马约翰先生的专门训练。 1933年，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中出现了一个冷门：清华大学矮个子钱伟昌以13.4秒的时间进入100米栏前三名！ 1935年，钱伟昌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留校攻读研究生，当时的身高已达1.66米。
他身高1.49米，面对栏杆1.06米，获得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第三名。 钱老笑道：“我有自己的秘密。” 经过仔细观察和认真研究，钱伟昌根据自己体型跑步的缺点和速度快的优势，决定尝试将传统的三步栏改为四步栏，并得到了支持马约翰先生。
为了尽可能降低跨栏高度，加快跨栏速度，钱伟昌还做出了新的尝试：在跨栏上放一块瓦片，每次跨过跨栏时，他都要用力把瓦片扫开。他的脚没有碰到栏杆。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总结，钱的跨栏方法终于成功了。 田径场上，钱伟昌左右拉弓，四步爬栏，精准过栏，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除了跨栏成绩外，钱伟昌还参加过清华大学足球队。 他灵活、速度快、步法良好。 他是清华大学足球队的主力左前锋。 1934年，钱伟昌入选中国足球队，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第十届远东运动会。 钱学森曾回忆道：“那场比赛，我进球了，甚至刺穿了对方门将的胯部。” 据历史记载，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中国足球队获得冠军。
钱先生一直喜欢足球。 世界杯期间，他会在半夜起床观看，周围的工作人员也没有提醒。 2002年，钱先生亲自组织了“钱伟长杯”上海大学生足球邀请赛，并亲自制定了比赛章程和规则，打造了“钱伟长”奖杯。
钱先生对校园足球的特别重视，为上海大学营造了良好的校园足球氛围和土壤。 遵循钱伟长校长的体育思想，结合当前校园足球的发展现状，上海大学逐步探索出“四位一体”的校园足球运营新模式。 新模式以发展校园足球为目标。 立足教学、团体、比赛三个方面，从足球教学、团体比赛、社区建设、运动队建设四个方面入手，进一步强化学校足球俱乐部建设的主体作用。 以社区建设为主体，发挥运动队的引领作用，是新模式的核心。 足球俱乐部和比赛是实现课堂内外融合的主要手段，也是常规教学的延伸和补充。
钱先生对于体育锻炼有自己的想法：培养体育学生，不是培养运动员，而是让青少年学生为国家健康事业奋斗五十年。 体育锻炼使他获得了健康的身体，磨炼了意志和品质。 钱先生虽然已经60岁了，但身体依然健康，精力充沛。
钱先生将体育理念深深植根于上海大学。 他所倡导的体育精神对当今高校体育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老树长出新芽
钱先生曾被错误划为右派。 几十年来，他经历了风风雨雨。 但钱老的生活很艰难，他并没有因此而被击倒。 文革结束后，祖国迎来了春天。 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的钱老，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沉寂和压抑之后，也迎来了涅槃重生。
1982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钱伟长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1983年1月，钱伟长抵达上海上任。 邓小平曾表示，钱伟长担任校长没有年龄限制。 这使得钱伟昌成为上海大学“终身校长”。
1994年4月，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科学技术学院合并组建新的上海大学。 当年5月27日，召开成立大会，钱伟长任会长。
在上海大学，他开始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 提出“推倒四堵墙”的思想，即：推倒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学校院系之间、专业与院系之间的墙、教育与科研之间的墙、校内的墙。教与学之间。 他希望打破这些障碍，让学生和老师能够更自由地进行自身发展，这对于个体的自由发展至关重要。
他主张培养人的全面发展：首先要培养全面的人、爱国者、辩证唯物主义者、有文化艺术修养和高尚道德品德的人，其次要培养有学科特长的未来人。 。 专家。 我们今天面临的职业细分是在工业革命和社会高度分工之后出现的。 即使我们不能成为文艺复兴时期那样全能的杰出人物，但我们也不应该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小的职业圈子里，如果你一生都在一个小小的职业圈子里打滚，那就真的很委屈自己了。 作为一个人和世界公民，应该对人类整体文明有宏观的认识和传承，有健全的人格，有承载世界的宏大胸怀。 正确的人才观可以影响人才培养的方向、手段、目标和结果。
此外，钱先生还在上海大学建立了灵活的学校管理模式，形成了以学分制、选课制、短期学期制和导师制为核心的独特的教学管理模式。
作为教育家钱伟长 足球，钱伟昌高瞻远瞩，提出了独特的教育思想，积极主张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主张实施通才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强调教师教学的差异化和学生的学习。 统一，同时实施了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 无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清华大学，还是后来的上海工业大学，以及现在的上海大学，钱伟长都将自己的教育理念付诸实践。
钱先生一生担任过许多职务和头衔，但他最看重的是“校长”的责任。 在他生命的最后27年里，他的情感和心境与学校的发展息息相关，他用自己的思想、才华和品格创建了新上海大学。 他亲自规划上海大学新校区建设，亲自绘制校园布局，将上海大学建成现代化校园； 他关心学生的成长和生活，经常走访学生，听取学生的意见，了解学生的诉求； 90岁高龄仍坚持参加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 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亲力亲为，广泛引进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来上海大学...
如此之多，钱先生对上大的贡献和影响确实是深刻而难忘的。 上海大学一直为有这样一位优秀的老校长而感到自豪。 校园内的伟长楼、钱伟长图书馆、钱伟长雕像等都是钱校长的回忆和纪念。
他用自己的生命播撒了上海大学的种子，他用自己的人格和思想铸就了上海大学的灵魂。
2010年，钱老去世。 同年，被评为中央电视台2010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获奖感言是：从理论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 好与坏的交替钱伟长 足球，委屈与不屈； 荣辱变迁，年岁渐强； 这就是他生命的完美机制。 无名、无利、无悔、无爱、无利、无悔、无爱、无义、无祖国。 钱伟长先生曾说过：“我没有专业，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我从不考虑自己的得失。祖国和人民的忧就是我的忧，祖国和人民的欢乐就是我的”。人民是我的快乐。”
钱先生的故事在上海大学流传，他的思想和精神也在上海大学延续。
